【记者手札】令人头痛的眼中钉才能改变世界-专访韩国前MBC电

所属栏目:R一生活 2020-06-13 19:31:43 来源于:http://www.sb6631.com
【记者手札】令人头痛的眼中钉才能改变世界-专访韩国前MBC电

2012年,当时已在MBC当16年资深记者的李容马,因领导长达170天的罢工抗议,被公司解雇,那时他是带领大家争取新闻正义的最前线运动者,且一战就是5年。这场罢工,源自2008年保守派李明博政府就任后,开始对公营媒体施压、插手人事,媒体只能报导替政府粉饰太平的新闻,封锁美牛抗争消息、世越号船难误报,间接导致300多名学生错失救援时机。新闻台失去应有的批判性,民众也不再信任公营媒体;政治立场不同的员工,甚至被下放到滑雪场工作。

1969年出生于清贫家庭,李容马一路读到首尔大学政治系,原本只是为了考取稳定的公务员,却因大学时见证6月民主化运动,想清楚不想成为军事政权下的爪牙,决定「先了解身处的究竟是怎样的社会」,1996年考入MBC当记者。他跑过的新闻从社会线、政治线、财经金融线都有,甚至曾被派到阿富汗战地最前线,报导国际新闻。只不过,这些丰富的採访经验,经常是因为得罪长官被调组。

《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》,李容马着,张琪惠译,大块出版。

从社会记者开始当,才待一年就因为得罪前辈,被转调到首尔圈当地方记者。他并没有因此选择简单的路走,反而开始接触调查报导,揭发一桩桩律师和检察官的不法事件。这让李容马在检察官界成了风云人物,大家都想知道是哪个「饭桶」记者,不懂潜规则,写出这些锐利的事实。

有次他批判检察官对暴力组织和官商勾结没有彻底搜查,报导一出来,他就接到部长检察官的威胁电话,要他最好就此罢手。大部分年轻记者接到这种威胁,大概都躲地远远的,他后悔的反倒是:「如果我年资再深一点,就会把部长的威胁也写进报导里。」

一路走来,无论是对抗病魔,面对诉讼,或是财团的威胁,他都没忘记,记者拿的笔可以轻易被折断,也能坚硬如铬。纪录片的结尾,导演兼製作人崔承浩问起他,生病后仍维持的写作计画,是为了什幺而写?讲话一向直白无惧的他,此时却扭捏地说是要写给孩子的,「这个嘛,讲起来有点…唉唷…没什幺啦…就…」整个脸皱地笑在一起,越笑头越低,那是种无奈的情绪,他不敢在镜头前直接讲,这个时间点写给孩子,是无法确定生命还有多长。但在有限的时间中,他想起自己还有未竟之事,一点也不甘心。

李容马病后在家中受访,拍下与双胞胎儿子和妻子的全家福。©시사 IN 신선영

上个月,他的书本《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》中文版在台湾出版,从个人的生命史谈韩国现代史,剖析的媒体弊病和MBC罢工的起始过程。这是一本写给儿子的温柔之书,也是写给政府的控诉证据。内容并不如书名那样简单热血,更像是一本安全手册,把他当记者近二十年的经验,以锋利的语调告诉你媒体现实有哪些棘刺,但是对媒体的使命跟希望,理想的光芒依然能让你斩破突围,平安降落。

我们向他提出採访邀请,希望他分享更多书中没提及的记者经历,以及2012年同样曾经历媒体反垄断运动台湾,能够从韩国的经验得到什幺借镜?等待一阵子后,收到他病情稍趋稳定的好消息,能够接受邮件笔访。请听「镜文化 为你朗读」的Podcast播客提问与採访整理:

 

从公务员的梦想到担任记者

1.你在书中曾提到,初到首尔时,看见高速公路和耸立的高楼、美丽的洋房,内心澎湃地惊叹着:「这就是打造汉江奇蹟的祖国阿!」但再回到首尔读大学时,却开始看见城乡差距的现实。这两次的反差,你是从何时开始能用批判角度审视韩国社会?

第一次到首尔时是为了看棒球比赛,没能好好参观这个地方,第二次来首尔,住在这里的同时,目睹了这些事物(注1)作者描述再回到首尔时,从首尔的居住分配,看到两极化社会的缩影,以及穷人在社会上受到的轻视跟严重压迫,使他混乱不已。除此之外,作者读大学时因为没钱租好房子,跟哥哥姐姐只能合租在半地下室的房子,颱风天时雨就会顺着墙壁流入屋内,书跟棉被都被淋湿,他从自身经历,更贴切感受到居住条件的差距与现实。 ,而能更近距离地观察到这些事。

会开始以批判的视角看韩国现实状况,正是因为贫富差距。现实和在书本上所见到的韩国社会,差距太大了。当时不论是在学校所学、或教科书记载的内容,全都是夸大地描绘「汉江奇蹟」,却绝口不提过程中发生的黑暗面。我就是亲眼见识了那黑暗面,而感到震惊不已,因为北韩批判南韩时所说的乞丐与贫民窟,确实存在在我眼前。

 

2.你在高中之前都是模範生,上大学才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,成为老师眼中的「坏学生」。请问您第一次参加的社会运动,是关于什幺议题?这个经验给您带来什幺影响?

上大学后第一次参与的社会运动,当然就是民主化运动了,当时的大统领全斗焕发表了4.13护宪措施,表示政府与执政党要继续维持间接选举大统领的宪法,因而加速了反政府的抗争。我也是自然地加入这个阵营,开始渐渐睁开双眼看韩国社会。

也许也是因为我过去所受教育的力量,不论是家里还是学校,全都保有浓厚的儒教传统,时常强调对国家尽忠、对父母尽孝,尤其是「男子汉大丈夫」的论点让我印象深刻,也就是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要做大事,大丈夫不应埋首于身边小利,要以社会或国家的大义为己任。我想是这样的儒家教育,造成我开始无法忽视社会的不公不义。

MBC工会成员听到李容马罹癌后,纷纷落下眼泪,知道他是罢工时承受太大压力,才会轻忽身体健康。© Inkyung Yoon_HuffPost Korea

3.你曾梦想成为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,却因在大学政治系时参加社运,开始思考「重要的不是做什幺,而是怎幺活」,因而不想只是成为通过国家考试的技能者,更希望能够率领国家。为什幺后来会想要考进公营电视台当记者呢?

没有特别的动机。我本来没有特别喜欢的职业,而记者起码是个能适度以知识份子处世的同时,又能亲身与现实碰撞的职业,我是在这样的判断之下,才决定成为记者。如果想成为学校教授就必须留学,但我没有钱,又不想要到大企业上班,因为我非常清楚大企业是如何在过去的军事政权下成长。

 

记者工作中的理想与现实

4.你刚入行时便因择善固执,多次与上司发生冲突,当时是否曾对记者这个职业感到失望?

当时我觉得很矛盾,因为在公司外被要求要大声说话,在公司内却被要求绝对服从,我确实觉得很失望,不过MBC比起其他公司,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。而且当要与公司外部的腐败或不合理之事对抗时,没有什幺比MBC这个防护罩更重要,我想这一点,也是让我能克服当时状况的原因。

 

5.你曾因写出批判检察官的报导,该位检察官离职后转当律师,对你秋后算帐,提出高达五亿韩元的损害赔偿诉讼,官司缠身4年多。这可能是您记者生涯中,第一次体会到写出事实的风险,你是如何面对这些事的?

那是场漫长的诉讼,而且对方还握有强大权力。不过负责替我辩护的律师,是积极在市民团体中发声的人权律师,因为得到他的积极协助,我对诉讼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担忧。我的公司MBC也有相当坚强的背景,即使诉讼输了,我认为公司也不会因为这件事,而对我造成不利。因此相对而言,我算是心情很平静度过那段日子。

 

6.你刚被调派到经济部的时候,前辈曾给你一份三星李再镕的非法继承资料,当时你并不知道别人为什幺要把这幺好的新闻送你,后来才知道前辈可能是觉得自己写有负担。其他媒体的记者更直言:「每次只要有三星相关的报导,还没出刊就先接到三星的人打来关切,报导最后因此死胎,那为什幺还要写呢?不写的话,对彼此都方便。」可以跟我们分享,您因为报导三星,曾发生过印象深刻的事吗?

我曾经针对检察官未确实调查三星李在镕先生的不法继承一事,写过批判性的报导。当时接到三星打来的抗议电话,让我印象深刻,他们在发出报导之前,便事先得知报导内容,抗议「为什幺要批评检察官」?我想着遭批判的当事人检察官没有开口,却是三星打电话来。当时因为太过于无语,未能好好和三星的人沟通。

和三星相关的报导太常被撤掉让我很生气,所以我在公司内的留言板,留了一篇题目名为「三星共和国」的长文,批判当时编辑部的行为,结果受到报导局长与编辑部长严厉的指责,最后还从社会部门被赶到广播新闻编辑部。

 

7.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,您认为记者应该如何拣选要报导的新闻?

现在的媒体机构非常繁多,通讯技术也十分发达,因此我认为像过去那种速报竞争,没有太大的意义,现在重要的是观点,能为社会上的弱势族群发声才是最重要的。说到社会上的弱势族群,一般人多会联想到身心障碍人士或贫困阶层,然而,我所指的弱势族群不只是这些人,而是在超商打工的学生、老人、派遣临时工、受到社会歧视的女性等等,这些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人们。身心障碍人士或贫困阶层也许属于少数,我认为的弱势族群指的却是更多数,新闻必须为他们发声。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观点来看新闻。所以报导对我而言,有两项东西是必要的元素,一是对权力的批判与监督,二是为社会弱势族群发声。

 

8.您的记者生涯中,可能也犯过错误,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错误当中,您学习到了什幺?又如何去弥补过错?

当经济记者时的经验让我记忆犹新,当时是韩国为了度过IMF外汇危机而相当努力的时期,政府推出各种新金融政策,但其实之中有许多都是初次耳闻的政策,无从得知该政策会引起什幺样的结果。即使按照政府的说明,这些政策能够帮助韩国立即克服金融危机,但摆明了一定会有副作用,却难以预测,所以我们只能依照政府发表的内容编写报导。之后再看,我发现政府的政策开始产生副作用,反而强化了贫富差距。看了这种情形我深深地反省,但站在我的立场却无计可施,因而感受到无力感。此后我就觉得,我只能去拓展资讯来源,要更加掌握那些能站在与政府不同观点上叙事的报导来源。

大学时期是改变李容马志向的重要转捩点,上过街头后,他从一心一意想考公务员到认清社会现实。(由大块文化提供)

9.面对纪录片《共犯者》导演崔承浩问您,明知道抗争胜算不高,为什幺不退出工会时,你的回答是:「我不曾那幺活过」。当初面对政府箝制公营媒体的报导自由,您选择加入工会抗争,即便知道一定会有牺牲,让您最挣扎的部分是什幺?

当时的状况是,加入工会就会被解僱,所以我当然会像普通人一样感到苦恼。如果马上被解僱,那生活就成了问题,但当时状况无可奈何,不论何种方向,我都得做出一个决断。那个时候我太太成了很大的力量,她在听我说有可能遭解僱之后,仍然同意我加入工会,就是说即使会饿死也同意。而且她还说有工会在,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。另一方面,其实当时我觉得就算被解僱,在2-3年内也能复职,因为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感,所以要下决定并不是那幺困难(注2) 2012年的MBC罢工事件后续 。

当年因为加入工会,李容马跟其他被解雇员工,承受着庞大的经济压力。一直要等到2017年,韩国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媒体大罢工,MBC和KBS共有超过3800名员工参与,才间接引发保守派的朴槿惠政权垮台,换得电视台高层改组。被解雇员工得以迎接回归的胜利。

儘管再被复职,李容马也暂时因身体状况,无法回工作岗位。问他当初抗争是否有意义?「起码在这种黑暗时期,我们也没有沉默,单这样看(抗争)就是就是有意义的。虽然这将近十年,一同作战的人,青春人生都飞了,这是无可奈何的牺牲,包括我自己也一样。」李容马一字一句,缓慢而平稳的语调,说出他坚信的选择。

 

把韩国媒体的经验当成台湾的镜子

10.许多台湾的社会记者需要和警察打好交道,才能迅速获得最新消息。然而,这过程中也产生许多包庇与矛盾的关係。你刚入行时的前两年,就是从警察部和社会部记者开始当起,请问韩国是否有与台湾类似的文化?如果你也不得不与警察维持关係,是否有给自己设界线?

这是记者们常遇到的两难问题,也是自我合理化的方法。当然,确实要跟警察有良好关係才能快速得到好的情报;但和警察关係好,也会产生报导没办法批判警察的问题,因为你想从警察身上获得情报,就得付出某种看不见的代价。

要从这个两难问题脱身只有一个方法,就是让对方认知到这个记者是真正的记者,让警察知道发生问题时告诉这个记者,记者会好好报导,那就能真正获得好的情报。这不是单纯的交易,而是确保重要的报导来源。警察若是对记者有好的印象,自然也会给予好的资讯。

 

11.台湾私有媒体的竞争激烈,导致新闻几乎变成娱乐节目,观众喜欢看猎奇耸动的新闻,越是这种新闻收视率越高,年轻一代也不重视国际新闻或深度新闻。请问韩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吗?

韩国的年轻人与台湾的年轻人差不多,收看新闻的人越来越少,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收看比例非常低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,由于生存游戏越发炽热,他们忙着让自己生存下来,没有时间关心周遭的事物。这个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获得解决,因为这是整个社会的複杂问题,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文化没有改变,就很难克服。年轻人要去关注新闻,才有可能改变社会文化。我们的社会要变成更有人性的社会,必须从丛林式的资本主义文化中脱离。

 

12.同您说的,在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中,媒体的经营也难以脱离财团的掌控。就您的观察而言,这样的困境该如何解套呢?

三星站在大韩民国内食物链的最顶端,掌握着强大的权力,要不怎幺会有「三星共和国」这种话出现呢?即便是在民主化有所进展的近期,这个事实也没有改变,在资本主义中,钱成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手段,也就是因为如此,媒体更应该持续努力,摆脱他们的掌控。

首先,确保财源很重要,需要有能不依靠财团的独立媒体,而公营媒体的重要性就在此,一个社会至少要有2、3个依靠国民收视率营运的媒体才行。

接着国民要能选拔公营媒体的董事长,就像我在书的末尾所写的一样,随机选出的全国代表在听了董事长候选人的听证会后,选拔出董事长就可以了,唯有如此才能从政治圈或财团的影响中,做出独立的判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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